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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特反对对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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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噬指数”是赖特用来作为检测菌苗有效率的依据,但是,这个检测指数赖特自己也没有当真。它同样说明了现代医学的所有指数的不可靠性,这种方法在实践中是失败的,就好比用HIV抗体来测定是否是艾滋病人一样,“有很大的波动,可重复性很差。”现在的医学家,对这种波动和可重复性很不在意的原因,也许是受了赖特的影响。因为,赖特不仅没重视这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也不重视对比实验。现在许多西医反对中医的理由之一,是不能做对比实验,岂不知他们的祖师爷也是反对的。

   赖特反对对比实验是因为这种对比常常与他所说的对不上号。中医不能做对比实验,是因为任何人都是不同的生命,都具有生命的特异性。而且每个生命都会根据自己的抗病能力,设定抗病的方法,也就有不同的抗病表现。因此,无法把他们看作一种病,来做对比实验的。

   福斯特在他的《医用细菌学和免疫学》一书中指出,一只兔子在用高度毒性的链球菌免疫之后,它不仅能在注入活链球菌后生存(细菌可使没有免疫的兔子死亡),而从免疫兔子取出的血清,也能保护没有免疫的兔子,它在注入活菌后也不死亡。在这种实验情况下,抗细菌血清是有效的;问题在于如何把这种原理应用于人的自然疾病上。已经证明这些问题大部分是不能解决的,不过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研究了大部分的问题。但是,菌苗疗法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没有一只患任何感染的动物是用菌苗疗法治愈的。菌苗是有用疗法的根据来自临床实践,这个证据应该足以使公正的观察者信服。但问题在于证据不能令人信服。(《现代医药的错误》第79~80页)

   赖特的菌苗疗法就是免疫疗法。后来它改为免疫疗法是因为菌苗疗法在实践中被证明失败了,现在的免疫疗法是它的改头换面重新登场,因此,只能是换汤不换药:思想一致,方向相同,名词两样而已。这就是很多商业的运作模式的手法。因为,西方医学与商业行为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例如排他性,照理医学是不能排他的。医生的责任是治好病人。但是,病人得的病复杂众多,医生的能力却很有限,每个医生拥有的治疗方法很少,不能保证必能治好。因此,医学或医生最重要的品德是不断汲取别人的知识、医疗手段和经验来充实自己,而不是抱着一二种疗法自夸自擂。所以,法国科学院院长,伟大的医师马根迪才会说:“医学是一个高明的骗子!医师若不是骗子,就是经验主义者。”(《现代医疗批判》131页)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医学的医学家都是以不断吸收别人的治疗经验来充实自己、充实医学的。但只有西医学没有这样做。西医在美国,利用权力不仅排挤顺势疗法,还把所有的自然疗法说成不科学,采用行政手段压制和打击他们行医。西医进入日本,就鼓动立法取缔中医;在中国,不断地利用他们的代理人骚扰,几乎把中医压扁了。世界上所有的传统民族医学几乎都被斩草除根了。中医学之所以仍一枝独存(辛苦的独存)是因为不仅历史悠久,典籍浩瀚,更为重要的是它的理论系统完整,信仰的人口众多,任何国家民族无法与之匹敌。更何况,中医是中华文化之最重要的根系,树可断而根是断不了的。

对照实验是现代西医在治疗用药中的一种主要方法,也是西医在中国排挤中医,说中医不科学的一个理由。但是,没人知道细菌学的创始人是反对这种实验的,而且,反对的理由也被兰伯特医学博士(《现代医药中的错误》的作者)认可的。在医学界有否其他人认可我不知道,至少细菌学的奠基人赖特爵士也是反对的。我当然认为有很多对照实验并不真正科学。

“赖特和其他人举出了很多有效的个别病例,以及明显治愈的一些特殊病人,常提出菌苗疗法有效的临床印象,但没有提供可进行统计分析的数据,而且多年来没有进行有对照组的临床试验。赖特爵士在1906年清楚地表示,他反对那种同时进行的有对照组的临床试验,他不同意用英国统计学家提出的统计分析。他说:‘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找到不治疗的患者们作为对照。但他们可以用另一些人来代替,例如用其他疗法或其他医生来治疗病人。如果现在这样做,研究的争论就会发生混乱,不仅两组的可比性有怀疑,而且会提出问题:对照组所用的疗法是有害还是有益的;特别由于个人之间的竞争也会造成混乱。如果你考虑到这样做会使所研究的问题带来混乱,我想,你会理解我为什么不愿意用统计学方法来证明菌苗疗法的效果。我已经用事实来说明其疗效,它已成功地治疗很多顽固的危重病例。’”

赖特反对对照实验的理由是站得住脚的,因为,不可能找到生了疖子而不愿意进行治疗的病人。即使找得到,你能让病人所生的疖子停止长大吗?它还不是天天在变化?所以,对照实验的科学实质只是一厢情愿。但是,现在说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的人,例如方舟子,总是抱着这个问题不放,以为这是一张攻击中医的大牌,却不知此牌的不科学性已有赖特反对过了。所以,我认为,不是因赖特反对对照实验使菌苗疗法失败,而是因为菌苗疗法对生命的个体特异性和动态性的无知而失败的。

“赖特在霍普金斯大学演讲所说的这些话,不仅表达了他的认识和立场,而且代表了本世纪前半叶大多数医师对待任何有对照组的临床试验的态度。稍后,英国统计学家希尔等逐步使很多医生相信:当对新疗法有怀疑或不摸底时,适当进行有对照组的试验不是缺德的。正是赖特的这种态度,使菌苗疗法的错误持续了本世纪大部分时间。现在使用统计学方法,在那时是得不到运用的。”

甚至是拉什医学院的校长兼教授比棱,他是病灶感染论的热心传播者,也很难去测定调理指数,也不能在一大组病人中去发现菌苗疗法的效果。在20世纪20年代,临床医师和细菌学家们已越来越怀疑赖特菌苗的价值。30年代,才进行了一次精细的有对照组的临床试验。把大量的关节炎病人随机地分为人数相等的两组。一组病人每星期注射一次精心制造的菌苗,另一组注射盐水。正好每组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病人病情显著改善。葡萄球菌引起的复发性疖疮可能是个例外,对这种感染注射菌苗的预防作用大于治疗效果,其他的菌苗现在都没有什么价值了。不过,尽管教授和教科书的作者在谴责,医生们虽然也知道菌苗无效,却没有宣布它治不好病;菌苗治病主要是被真正有效的磺胺药和抗生素所取代的。甚至到1965年,葡萄球菌感染的治疗性菌苗仍由有名的药厂生产,并有时为医生所使用。(《现代医药中的错误》第81~82页)